教战守策

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？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，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。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，但是将来会看出的。现在不给它想办法，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。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，所以天下虽然太平，也不敢忘记战备。秋冬农闲的时候，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，教他们学习前进、后退、跪下、起立的方法，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、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，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。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，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。 等到后代，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，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，天下既然安定了，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。几十年以后，装备武器都败坏了，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；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，就彼此惶恐，传布谣言，不战就逃跑了。唐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？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，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，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，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，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，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，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；国家分裂，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。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：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。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，难道不是很周全吗？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。至于农夫平民，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天气和季节的变化，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。农夫平民，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，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，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，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，使得他们轻视霜露，不畏风雨，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。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，出门就坐车子，刮风就穿皮衣，下雨就打着伞，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；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，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，稍不注意，寒暑就侵入身体了。因此，会保养身体的人，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，慢步快走活动操作，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；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，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。人民也是如此。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，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，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。谈论起打仗的事情，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；听说盗贼的名字，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。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，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，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：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？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。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，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，这也是不对的。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、契丹的财物，每年的财物，每年以百万来计算。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，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，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。战争，是必然的趋势，不从我方开始，便从敌方开始，不发生在西方，便发生在北方；所不知道的，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，总之，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。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，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，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，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，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。所以说，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，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，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。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，讲述演习兵法，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，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，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，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。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，评定胜负，有赏有罚；等实行的时间长了，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。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，又用军法困扰，那百姓将会不安定；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。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，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。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，虽然有些小的恐慌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，又怎么样呢？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，骄横又有怨言，欺压百姓，向他们的上司邀功，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。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，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，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。利和害的界限，难道不是很明白吗？